第36节(2/2)

“请问我可以报考吗?”

男人透过他的水晶眼镜,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:“当然可以,但最后能否被录取可就很难说了。”

“谢谢先生,请为我报名吧。”

几天后,我参加了大学法律系的统一考试,整个考场里,我是唯一的女性,我受到的关注不下于动物园里的珍兽。

之后我回到旅馆,等待考试结果。

父亲是闲不住的人,他最近早出晚归,一副精神抖擞的模样,见我总是一脸忧虑,他鼓励我出门走一走,还说要带我去见识一场盛事。

我跟他乘坐城市电轨出门,结果发现大街小巷都挂满了鲜红色的鹰旗和宣传海报,马路上偶尔会跑过一队队臂套袖章的葳蕤党队员,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军大衣,脚穿厚重的黑皮靴,在大街上发放传单。

然后我在城市中心一座广场上看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场景,葳蕤党的党魁兰斯特希尔顿在这里举行了一场公开演讲。

一座像马戏团似的巨大帐篷里坐满了人,到处悬挂着鲜红的鹰旗,观众们兴奋且期待地等待着,每个人都有着极高的热情,台上的乐队演奏着振奋人心的进行曲,人群从门口涌入,每个人都被塞了一本工人党的宣传小册子。

不久后,入口处传来‘万岁’的呼声,一位身材高大,金发碧眼的中年男子,在两队年轻护卫的护送下,迅速走入场内,登上了舞台。人们兴奋地起身,高举着手大喊‘万岁’,他们甚至踩在板凳上欢呼,掌声如雷鸣一般。

那位中年男子正是兰斯特希尔顿,他向众人鞠躬,然后举起一只手,向各个方向行了个军礼,场上的呼声瞬间像是要掀翻屋顶,直到一阵犀利的号角声响起,现场才安静了下来。

兰斯特站在舞台中央,用一种缓慢而有力的语调开始了演讲,他没有用手稿,犀利的语句就从他口中喷薄而出,我不得不承认他极具煽动性,我的心随着他的每一句话,每个挥手的动作而起伏,时而愤慨,时而激动。讲到动人处,我想跟着落泪;讲到苦难时,我跟着叫嚷;讲到希望时,我大声欢呼。就好像在这种场合下,我的心已经不受控制,只能跟着成千上万观众一齐为台上的演讲者神魂颠倒。

在观众的欢呼声中,两队约数百人的灰衫军扛着旗帜,手行军礼,踢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入会场,鲜红的旗帜上用金线绣着老鹰,他们像古代的骑士一样,用手中的旗杆一下下撞击地板,发出震撼的声音,随后全场的观众起立行礼,一齐高呼‘万岁’,‘万岁’。

这场面太震撼了,如同古代神圣的宗教仪式,观众们神情肃穆,或眼含热泪,或激动狂热,连我也被这情境感染,起身跟着欢呼……

……

几天后,我接到了圣安慕斯大学法律系的来信,他们邀请我参加面试。

面试的那个早上,天雾蒙蒙的,太阳散发着浅黄色的光芒,看不清轮廓,风很大,天边的白云像奔腾的骏马一直向西飘去。浅浅的天光洒在墨绿色的苔藓上,洒在不远处浅蓝色的湖水上,洒在光秃秃的树枝上,几只寒鸦鸣叫着飞过半空,更给秋日增添了几丝寂寥的气息。

面试处的长廊里,面对面坐着两排人,一位身材消瘦,完全秃顶的先生宣布说:“今天进行法律科第五场面试,被叫到名字的跟我进来,其他人在此等候。”他掏出一张纸看了眼,喊道:“马尔科·桑德斯。”

一位身穿深棕色正装,打着领带的年轻先生起身,深吸了口气,走进考场,而其他人都默默松了口气。

走廊里安静极了,安静到只能听到紧张而沉重的呼吸声。

“这位女士,跟您打听一下,面试困难吗?”一位先生忽然跟我搭话,其他人也纷纷把视线对准了我。

我摇摇头说:“抱歉,我也是第一次参加面试,所以不太清楚。”

“什么!面试?你不是这里的办公人员吗?”

“不,我也是来参加面试的。”

“法律系吗?”

“法律系。”

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更多了,场面一时冷下来,没过多久,房门又开了,考官先生走出来说:“安妮·纳西斯。”

我心头一跳,立即起身。

“是你吗?”考官看向我的眼神非常玩味。

“是的,先生,我是安妮·纳西斯。”

考官摆摆头,示意道:“请进,这位小姐。”

我的心脏跳动得仿佛不是自己的,比上次站上舞台当众唱歌还要紧张,短短几步路而已,我却好像走过了一段惊险的独木桥殪崋一样。

房间里摆着一张长桌,长桌后坐着三位考官,我向他们行礼后,就在对面一张凳子上落座了。

主考官是一位四十岁上下,留着小胡子,头顶全秃了的先生,他率先开口说:“安妮·纳西斯小姐,请问您从哪里来?”

我的简历里有详细的家庭信息,但考官有此一问,我便如实回答道:“我来自巴巴利亚新城区,祖辈是农民,父辈是工人。”

“请介绍一下你自己。”

我详细地说了自己的求学经历,所擅长的学科,以及在学校获得的荣誉。

一位黑发考官说:“纳西斯小姐,我们看了您的成绩,您在凯琳斯特高中所教授的十几门学科中皆取得了优秀的成绩,这很难得,我们认为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女性。推荐信里您的老师也给了您很高的评价,尤其您的引荐人还是斯科蒂沃女士,作为近年来我们大学关系密切的捐赠人,我们非常尊重以及肯定这位女士的推荐,但在此我们还要多问您几个问题。”

“是的,先生。”

“您认为大学教育能为您带来什么好处呢?您将来又打算做些什么呢?”

几只鸟儿扑棱着翅膀飞过窗口,掠过跳动的小小的影子,和浅淡的日光一起映照在我身上,此时我已经不再紧张,心中甚至还有些悸动。

我是来自一座贫穷小县城的安妮,我的家乡混乱又愚昧,我的家庭平凡且破碎,而这样的我却在叩响着大学校门了,许多新城人连想都不曾想过的经历,我却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学习中一步步实现了,这一切仿佛是偶然的,却又不是偶然……它像一粒种子,来自最初视察学校的那位女科学家,然后在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下,在斯科蒂沃女士等人毫无偏见的教育理念下,终于生根发芽了。

它不再是单纯的想找一份工作,想养活自己,它已经变成了我与自己备受歧视的世界抗争的决心。

想到这里,我看向考官:“您刚才问我从哪里来,抱歉我回答的不对,我可以重新回答下这个问题吗?”

主考官点点头:“当然可以。”

回想着自己的经历,我第一次对外人吐露出心声,吐露了一些压抑在心底许多年的话。

“我来自巴巴利亚一个贫穷的地方——新城,通往新城的道路上有一座桥,桥的另一边住满了妓女,里面有我的邻居,我认识的人,有的甚至曾是我的同学。当家庭破产,一切无以为继后,那里便是许多新城女性的归宿,而家庭破产何其简单,一次失业,一次粮价波动,一次赌博,甚至只是多喝了几瓶酒,都可能导致破产,而最终为此买单的不是别人,正是家里的女人。”

“我来自一个挤满了工人的社区,社区里的男人们每天要重复十几个小时的单调工作,这么长的时间,这么沉重的工作让男人们压抑又暴躁,所以妻子们必须小心翼翼,因为也许只是呼吸声太重了,她和她的孩子们就会遭到丈夫凶狠的殴打。我们居住的板楼隔音性很差,曾有一个女人惨叫了一夜,却连个前去问候的邻居都没有,她被丈夫打死了,尸体在屋里放了三天,发臭了才被邻居们发现,期间她的两个孩子一直陪伴着这具尸体。”